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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赶往前线支援的日军第四师团，是一支颇具传奇色彩，又饱受争议的日军部队。
很多人说这支部队战力很强，是日军的常备主力师团之一，还有很多人说它战力很弱，是日军中最不能战的师团之一。
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，其实都有一定道理。
首先，第4师团的前身，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阪镇台，其兵员主要征集地在日本大阪，应征着多为当地的小商小贩。
在维新时期的西南战争间，这些大阪商人们面对著名的萨摩武士，哪怕死伤惨重，也照样能打得有声有色，其主力第8联队甚至还获得了明治天皇亲自颁发的《勇战剧斗嘉奖》。
这可是日本陆军史上空前绝后的荣誉，要知道，二战中日军所有的感谢状都是军队自己颁布，天皇通常只是口头表扬，唯独第四师团这次获得的殊荣，是明治天皇亲授，其荣誉性质远非一般奖励可比，至于将来，就更不可能有人超越了（日本天皇早已名存实亡）。
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，第4师团更是连克金州南山等重镇，之后又参加了辽阳、沙河、奉天会战，从未败过一阵，尽显日军主力风范。
在这场会战中，牛逼呼呼的第四师团，还曾一度攻下了第一师团所无法攻克的阵地，在首都人民面前大大的露了一把脸（第一师团是东京师团）。
到历史上的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，第四师团也被调往菲律宾，和第五，第十八，第二十一师团一起，参加了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。
这一仗，第四师团大显神威，进展神速，不但圆满完成任务，还最终迫使巴丹半岛的美菲军队全部投降，得到了本间雅晴中将的通令表扬。
既然第四师团如此神勇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它那独树一帜，“不能一战”的名号又是如何来得呢？这就要从大阪人的文化说起了。
在古代日本各地，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大名，而大名则服从于幕府将军的管理（当时的天皇，只是精神上的领袖，实际是幕府将军手中的傀儡）。
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，导致日本形成了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，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“效忠天皇”的心理基础。
然而，大阪却不同，它是著名的商业城市，居民多从事商业相关的生计，头脑不但较之农民更灵活，也不依附于大名的土地生活，对贵族们的尊重十分有限。
反之，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，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，不断和贵族们斗智斗勇、讨价还价，所谓忠诚，那就更是谈不上了。
如此一来，对贵族缺乏敬仰的大阪人民，对天皇的看法自然也是大不一样了。
虽然在二战中，出身于大阪的日军士兵们，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，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“为效忠天皇陛下而死，为大日本帝国而死”，做买卖嘛，总不是漫天要价，坐地还钱，能不死，就尽量不要死嘛。
对待上级命令，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们也习惯于理性分析，“讨价还价”、“斤斤计较”，而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，不管命令是否合理，都会闭着眼睛埋头干到底。
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流传着“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”、“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”、“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”的“三不要”原则。
这一点，从第四师团在日军内部的代号也能一窥真章。
日本陆军多半崇尚武士精神，体现在代号上也是如此，比如第二师团的代号就是“勇”，第九师团的代号是“武”等等，而唯独第四师团的代号却是“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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